编者按：为了纪念神学思想建设10周年，2008年9月23-25日，中国基督教两会在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举办了题为“神学教育与神学思想建设”的研讨会。三天的研讨会主要围绕“神学教育与课程设置”、“神学教育与中国教会”、“神学教育与中国文化”以及“神学教育与社会责任”四个主题展开，大会以发言与回应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发表的论文既有理论的研究，又有实践的经验；既有个案分析，又有总体评价。本站在此特别将其中部分内容摘登，以与各位同工同道分享。

神学教育与课程设置

王红（陕西圣经学校）

神学教育本身是关乎人对上帝的认识，透过知识、理性、前人经验等把人们对信仰的终极关怀借文化表达出来。神学教育要处境化，才能在普世教会的共性发展中发挥其个性的色彩。神学院培养什么样的神学生，造就什么样类型和规格的人才，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翁翠琴（金陵协和神学院）

神学院校应当正视圣乐教育，并认识到圣乐教育不只是圣乐老师的责任，也应该是所有教牧人员的职责，更是神学院校的努力方向。圣乐神学教育决定教会圣乐的发展方向，（因为）它不只是为教会培养实践性的实用人才，更重要的任务是为教会圣乐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黄添华（广东协和神学院）

尽管我们在办神学教育中仍然不断地探索更好的神学理念，但不可否认的是，灵、德、智、体、群作为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理念已经有一定的共识，贯彻和实践这些理念将有助于我们全人教育和全人成长的目标和理想。今天的神学教育要着重在教师身上做文章，从有学历到有资历，从有资历到有经历，使教师不但能教书，更重要的是演绎其顺服在上帝的主权下的伟大生命。

罗德顺（云南神学院）

课程设置应该反映解放以后中国教会在三自原则指导下，特别是在开展神学思想建设之后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基督教爱国主义教育”、“神学思想建设”这一课程设置正是中国教会独特情景的反映。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的思想也会影响教会，要将正确的圣经观和神学导向引入课程设置和教学中，积极应对市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以基督教特有的方式为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构建发挥积极的作用。

谭玉珍（湖南圣经学校）

神学教育不仅仅是为教会培养它所需要的人员，更重要的任务是为教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并且培养能够把这些理论依据付诸实践的人。可以说，神学教育决定了教会发展的方向……神学教育必须在自己的处境中才能有效地进行。在我们注重构成传统的圣经、教义和教会的神学教育之外，我们还需要强调认识我们自身处境的重要性，并能够冲破在其他处境中形成的概念束缚。

神学教育与中国教会

林曼红（金陵协和神学院）

神学教育应该把人培养成具有高尚人格的人，这不仅仅是根据教育学的认识，更是因为基督教是提倡拥有高尚人格的宗教。

神学教育要培养有思想的人，就应该鼓励学生勤于思、勤于想、善于思、善于想。思想的问题真正得以解决，认识才能得以提高，否则就只能停留在众口一词的肤浅，甚至是虚假的认识上。通过对不同观点的深入探讨，不仅做到活跃思想更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最终，在正确导向的引领下，参与建设出一套既符合时代需要又实事求是的神学思想。

项锡安（安徽神学院）

良好的神学教育不是单一的神学，也不是单一的教育，而是兼有神学与教育的双重性及其共性，并且他们之间的双重性及其共性又是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

首先，良好的神学教育应该是神学与教育完美统一，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贬值；其次，良好的神学教育应确立完善的神学教育计划；第三，良好的神学教育是有条件的，更是有规范标准的。

胡应强（华东神学院）

中国神学教育的目标应当是服务中国教会的发展，助益于中国教会坚持三自、融入文化、服务社会三个目标的。立足圣经，结合中国的国情和文化，阐述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及道德规范，使之能够更好地传扬福音，帮助信徒过健康向上的灵性生活，指导教会按三自原则进行建造，促进基督教与社会义社会相适应。神学思想不是为研究而研究，应当从教会的实践中来，用到教会的事工中去。

付丽丽（陕西圣经学校）

现代媒体及网络已经非常普遍，资源共享成为社会的共识，但是中国教会的神学教育在这一层面做得非常有限。中国教会神学教育的发展既要因地制宜，也要高瞻远瞩。中国教会的神学教育不是凌驾于教会之上的学术研究，而是在教会实践中发展出的神学教育。

神学教育与中国文化

严锡禹（金陵协和神学院）

神学教育作为一种特殊教育，由于它建基于宗教基础之上，从根本上说，宗教所关注的人格、人性、心性等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性问题。因此，神学教育培养人的特征显得尤为突出。在这一点上，神学教育的特征与中国儒家的传统有许多相通之处。

儒家强调内圣外王，内圣强调做人，外王才是做事。一个传道人，只有首先从人的角度做好了传道人，才可能做好事。做人与做事，任何一方都不可偏废。神学建基于宗教之上，宗教的目的在于发展人、造就人，也就是教给人做人的道理，促进人格的塑造。离开了这些，神学的意义就显不出来，就只能是一种学术知识罢了。

宋飞成（河南神学院）

中国古籍所载之“天、苍天、皇天、上帝”等等，确实与《旧约圣经》中对于耶和华上帝的本质、属性与作为的述说极为相近，让我们看到中国人（所说的）主宰之天与西方人的耶和华上帝十分相似。

涂智进（山东神学院）

基督教自从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也将在中国现代文化体系形成中扮演一定的角色。我们知道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有着许多的转变，而更深层次的变化应该体现在文化上。中国教会所推进的神学思想建设把握了这样一个机会，努力使基督教参与到社会精神文化重建、伦理道德重组的过程中。要想使这一事工深入下去，亟需在神学理论上突破和深入地思考，而这一重任更多的是落在神学院校的身上。神学院校是思想建设的重要基地，她承担着神学理论研究的重任，也是培养下一代中国神学家的摇篮。要想使中国各神学院校很好地发挥神学思想建设基地的作用，一方面我们需要比较宽松的学术氛围；另一方面各神学院校应明确自己的使命，有清楚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方针，在办学理念中也有关注中国文化的体现。在神学院校的整个教学和事工中应有效地促进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会贯通，使教会能真正地参与中国文化重建事工并能发挥一定的影响力。

楼世波（浙江神学院）

我们要将神学思想建设的成果落实并体现在中国教会的神学教育过程中，从中发展出与我国当今所处的伟大时代相适应的神学教育新理念。

我们要将神学思想建设的成果具体落实并体现在中国教会的神学教育过程中，从中发展出与我国当今所处伟大大时代相适应的神学教育新理念。从而进一步研讨以深化思想出成果（有专著），抓转化以普及教育进课堂（上教材），并形成一支神学思想建设的研究人才和普及研究成果的队伍。

田童心（金陵协和神学院）

基督神学需要中国文化，并非仅仅因为一些神学思考者站在中国大地上的缘故，也并非因为中国文化势力很强大以至于历来外来文化（如佛教）不得不中华本色化，甚至也并非因为中国文化具有重大的普世价值，最主要的原因乃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唯有接纳了耶稣信仰并且深刻地自我更新了的中华文化才可以纠正西方文化之偏，唯有与中华文化精华相融合相印证的具有儒家色彩的基督神学才可以纠西方传统主流神学之偏，进而有益于改变人类世界自我毁灭的可能性……基督教不仅能够而且需要和中国文化相结合，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应该坚决避免产生一个毒害人心的现代‘西洋礼教’。”

胡俊杰（河南神学院）

儒家之“诚”，既是天道，是人修身的根据与模本，亦是人道，是人修操的态度与功夫。基督徒灵修的极致，是达到天父的完全，而灵修的根据，亦本于基督徒固有的上帝的形象特别是上帝所赐予我们的重生的生命，在追求这一标的的进路上，亦同样需要上帝的勖助以达至最终的目标。在灵性涵义和灵修的功夫上，儒家竟然与基督教具有如此相似之处，不能不说是在普遍启示层面对上帝、人性澄彻的觉解。

神学教育与社会责任

杨慧林（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经文辩读”源自1990年代初期的一群犹太学者倡导的“文本辩读”。他们参较西方哲学，特别是犹太哲学家柯亨、罗森茨维格、马丁布伯、列维纳斯等等试图跨越文化分野的思想，研读《圣经》和《塔木德》的篇章。

对研究者而言，神学家所倡导的这种“经文辩读”，本是基督教神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中对于一切自我封闭、自我诠释和“事先的信靠”之反省和消解，不仅是神学与人文学研究相互激发的根本基础，也可能是神学教育进入公共领域的直接入口。

陈孝浪（浙江神学院）

古代希腊哲学家阿基米德曾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举起地球”。我认为各神学院校的神学教育方针或任务，是我国教会未来发展的支点，神学教育既要承担教会责任，传扬福音，建立教会、牧养群羊，又要承担社会责任，促进社会稳定发展，文明进步。

汪振仁（中南神学院）

神学教育既不同于普通的社会教育，又是社会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神学教育的特殊性使得其在教育过程中必须具有更高的境界性与真正意义上的觉悟性，这种境界与觉悟乃是通过对社会的关注、对人群的关爱、对正义的维护、对国家和谐稳定的贡献等荣神益人的诸多方面来体现。神学教育的普遍性则要求在其教育过程中必须与社会相融合、与时代共进步，彻底摒弃与中国社会不相适宜的、狭隘的、僵化的陈腐教条，自觉融入到广阔的社会空间中，发挥出基督教特有的“金灯台”的社会作用。

耿卫忠（华东神学院）

中国神学教育的目标应当是服务教会在和谐中发展，并以和谐求发展，积极开展“宗教和谐教育”，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首先，要学习中国文化中‘和而不同’的优良传统；其次，要传承基督教圣经和神学中‘和’的信仰特质；再次，探讨有利于宗教和谐的神学思想与教育方法，培育出有和谐意识与品格，能在生活中实践和谐精神的教牧人员。